 龙泉窑粉青釉双鱼洗（元）  瓯窑青釉执壶（北宋）  瓯窑青釉划花委角方碟（五代）  龙泉窑褐黄釉刻花小盖盂（南宋）  龙泉窑灰青釉刻花盖盂（南宋）  瓯窑青釉钵（五代） 陶瓷之路 起始温州 上个世纪中叶，日本一位名叫三上次男的陶瓷学家通过对亚洲和非洲沿海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进行深入调查后，提出中国古代不仅有一条众所周知的陆上丝绸之路，而且稍后还有一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他将这条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途称为“瓷器之路”。 这条海上瓷器之路的起点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扬州、明州（宁波）、温州、泉州和广州等古代贸易港口，而它的彼岸则在穿越烟波浩渺的汪洋大海之后的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就是这条“瓷器之路”使中国获得了“CHINA（瓷器之国）”的美称。 1976年在韩国木浦市附近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的沉船，打捞出近万件龙泉窑瓷器。龙泉地处浙江南部的瓯江上游，温州是龙泉窑瓷器的唯一出海口。因此，新安海底的这艘古代沉船最大的可能就是一艘自温州始发的商船。此前，考古学家早已在日本、东南亚，甚至在埃及和南非都发现过唐宋时代瓯窑的瓷片。如日本的古陶瓷学家山本信夫对日本九州大宰府鸿胪馆遗址研究中发现了大量唐朝到五代的瓯窑瓷片；在埃及的佛斯塔特7世纪至9世纪遗址中，出土过不少内刻花加篦点纹青瓷碗片，这与温州五代至北宋瓯窑产品相同；温州文物局王同军副研究员在《宋元时期温州外销瓷初探》一文中亦认为，在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出土的大量所谓“珠光青瓷”，有许多应属于温州产品。今天我们在一些瓯窑窑址和市区一些建筑工地上，仍能找到许多与上述相似的瓷片。这些不朽的瓷片生动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000多年前，一条海上陶瓷之路把温州和世界联在一起。从温州运出去的是一船船精美的瓷器、丝绸和漆器，其中贸易额最大、最受欢迎的就是瓷器―――从瓯窑的缥瓷一直到后来龙泉窑的青瓷。 瓯窑缥瓷在晋代已经闻名，因此这条海上陶瓷之路的历史可能早于唐代。由于龙泉窑的兴盛，宋代和元代它进入了鼎盛时期。在瓯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龙泉窑青瓷在宋末元初时达到中国青瓷的最高峰，其釉色有的像春天初生的嫩叶，有的像夏日雨水淋过的青梅。直到现在，人们仍为它那苍古幽雅的美感所倾倒。日本人珍爱宋元龙泉青瓷，称之为“砧青磁”，并将它列为国家的“重要文化财”，视为瑰宝。而当时的阿拉伯国家称其为“海洋绿”。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一次就将40件中国宋代龙泉青瓷作为贵重礼品，送给大马士革的苏丹诺丁。龙泉窑瓷器进入欧洲后同样大受欢迎，法国人则将当时巴黎盛演的歌剧《牧羊女亚司泰》中身穿漂亮青色衣服的男主人公雪拉同的名字来命名，称龙泉青瓷为“雪拉同”。在今天欧洲的一些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欧洲的王室都要用上千克的黄金白银打造宋龙泉青瓷碗的托座，以示其珍视程度。 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了龙泉窑瓷器的发展。经考古发掘，南宋至元代，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在龙泉、云和、丽水、青田、永嘉、温州以及文成、泰顺、平阳等地已陆续发现烧造龙泉瓷器的窑址近500处。可以想象，那时候的800里瓯江，两岸窑场林立，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达到惊人规模。在如此大宗外销商品的刺激下，温州通往海外的陶瓷之路空前繁荣。 天然良港 得天独厚 温州与这条海上陶瓷之路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浙南是瓯窑和龙泉窑瓷器的“原产地”，而且还得益于温州的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天然良港，二是造船技术，三是航海技术。 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已经成为中国海上交通线上9个重要港口之一。1000多年前，温州人已懂得运用联线导标的原理，在江心屿建造东西两座高塔，给来往船舶引航，国际灯塔（航标）协会因此把温州江心屿双塔定为世界历史文物灯塔。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曾详细记述了海上巨商为避风泊船于江心孤屿以及麻行（港）举行祭风的水陆道场的情形。足见当时温州这个天然良港已被充分开发和使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著《蒲寿庚考》中指出“唐代……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这在日本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也有类似记载。 公元239年，三国东吴在擅长于造船的永宁县（即今温州）南部建立官营的大型造船工场，温州便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三大造海船基地之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和贸易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大量工匠汇集温州，促进了造船业的兴旺。北宋时，温州州城郭公山下与平阳蒲门寨都设有官营造船场，当时温州仅官方的年造船量就达600艘，其规模居全国造船业之首。 “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这是元代温州周达观笔下的远洋船队在茫茫大海航行时使用指南针的真实情况。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从各地发掘出土的宋代罗盘（指南针）的盘底发现有“温州东门×××制造”的字样。能够制造和使用在当时世界上来说属于最先进的“航海仪器”―――指南针，反映了温州古代航海技术的领先水平。 造船业的空前发达，指南针的推广应用，从而更加有利于通过海路交通连接东西方。当欧洲的生产力尚处于相对落后的时候，东方的中国一度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临海擅舟楫之利”的温州正处在东方黄金海岸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如此便利的海上交通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作为海上陶瓷之路中国的起点港之一，温州曾盛极一时，与当时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并驾齐驱，毫无逊色。 应该看到，从唐代到元代这么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朝廷和地方政府对于这条海上陶瓷之路在政策上一直是给予支持和鼓励的。吴越国在温州设立了博易务，南宋政府更以发展海外贸易为重要国策，当时朝廷在温州设立市舶务，并建有待贤驿、来远驿和容成驿招待来温的各国客商。到了元代温州升格为市舶司。这样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汇集了今天外贸、海关、港务甚至涉外宾馆的职能，它有力地推动了温州海上陶瓷之路的发展，促进了古代浙南一带独特的“外向型”经济。 海上陶瓷之路给善于经商的温州人带来施展才智的机遇，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而且“商船贸迁”，从事海上贸易活动，是温州人的历史传统。据中外史料记载：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从事海外贸易；北宋咸平元年，温州人周伫随商船到高丽（朝鲜），被高丽王重用，官至礼部尚书；南宋淳佑年间永嘉人王德用赴交趾（今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元代永嘉人周达观奉命随船队赴真腊（今柬埔寨），这支航海船队就是从温州港启程出发的。勤劳智慧的温州人早已闻名天下，历史上他们的商旅和足迹遍及东亚、南洋、西亚、北非甚至深入到欧洲腹地。 海上陶瓷之路也使温州成了“番人荟萃之地”，给温州带来了外来文明。在温州诗人笔下就有：“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的描述。许多史料和遗迹都可以证实，那一段时间，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都聚集到温州这块广纳文明的土地上并且相互和平共处，要知道这种文化奇观在世界古代史上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中出现。由于瓯越文化和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造成多元文化大交融的现象，其结果是宋元时期这个城市的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形成颇为独特的人文景观：“温州多士，为东南最”，涌现了以叶适、王十朋为代表的上千位进士和状元群体；树立了永嘉事功学派；产生了“永嘉四灵”诗派；建立了永嘉医派；撰写和出版了从韩彦直《永嘉桔录》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闻名世界的著作；出现了以王振鹏、黄公望为代表的画家群；孕育了举世闻名的温州漆器和以白象塔宋代佛像为代表的温州雕塑艺术；更值一提的是，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南戏”，温州成了中国戏剧的发源地。 海禁政策 衰落根源 然而，究竟是何种原因使温州这条海上陶瓷之路从明朝开始衰落下去呢？笔者认为，最重要一条是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政策，造成了历史性的大倒退。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敢有私与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出口贸易的限制使瓯江沿岸陶瓷制造业衰弱，“而课税不减，民甚病焉”又促使大批能工巧匠外迁和改行，从此海上陶瓷之路日渐衰微。但明朝民间的海上贸易仍艰难地将这条瓷器之路断断续续维持下去，如在菲律宾海域曾发现一艘明朝弘治时期（1488―1505年）满载龙泉窑盘、碗之类瓷器的沉船。又据《龙泉县志》记载，迟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月，还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万件，在日本长崎上岸。可见明“（成）化、（弘）治之后”龙泉窑瓷器仍有出口，不过其质量已大不如前了，这可能就是这条延续了数百年的海上陶瓷之路的尾声。 清顺治十三年宣布海禁：“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磔死连坐”。闭关锁国的后果使沿海人民生计断绝，浙南地区的生产力因此受到了更大破坏，昔日“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温州归于沉寂。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政府挟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将温州开辟为通商口岸。当第一艘英国商轮“康克斯特”号在这个天然良港靠岸的时候，温州的经济开始了其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历史。 瓯江潮起潮落，终究要奔向大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瓯江两岸，温州逐渐重新发挥自己的港口优势。今天，温州开始实施“一港三城”的发展战略，一个精心打造的现代化海港城市不久将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东海，面向太平洋。届时温州在世界面前无疑将更具个性和吸引力。古老的海上陶瓷之路也许能在我们这一代重整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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