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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官窑”“新官窑”款识

时间:2014-04-17 15:44:14  来源:龙泉青瓷网(老版本)  作者:佚名

     唐中期定窑的规模很大,少数精品瓷已不输于邢窑。在晚唐时,定窑已远远超越了邢窑,成为生产白瓷最大、质量最精的窑场,因而产生了带有“贡瓷”性质“官”“新官”款等白瓷。定窑“官”、“新官”以前有五代方出现的说法,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浙江临安同莹不同穴的夫妻并列墓之一钱宽墓(公元895年),出土17件“官”、“新官”款葵口碗、花口碗等白瓷;夫妻并列墓之二水邱氏墓(公元901年)出土三件“官”字款、十一件“新官”款白瓷,由于学术界至今未确定其窑口,更没有归入定窑。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时代

    一学者描述浙江临安夫妻墓白瓷时说:水邱氏墓与定窑相同点是时代相当、胎色白、胎质细腻、分量轻、釉白中闪黄、有刷纹,不同点是定窑器物有泪痕、唇口、玉璧底而水邱氏墓白瓷则没有。如果仅从这几点怀疑此墓葬白瓷非定窑,那恰恰肯定了这些白瓷为定窑,因晚唐五代时期,上等精细定窑白瓷大多没有泪痕,也没有唇口,此墓出土的白瓷器型也多为环足,圈足,不应为玉璧底。至于水邱氏墓出土白瓷大多仿金银器,故而更无唇口和玉璧底之说。而且洁白的胎质、细薄的胎骨、较高的玻化度及较好透光性,原料应为北方的高铝瓷土,其特征与晚唐五代定窑相同,而且当时也只有定窑能生产这种高档精细白瓷的能力。现今由于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尤其河北省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的出现,定窑遗址晚唐堆积层的挖掘情况也证实了“官”字款白瓷的存在。所以,“官”字款最迟在晚唐就已出现。

    唐朝“大盈库”从开元时期设置一直延至唐代末年,入奉“大盈库”的邢窑“盈”字款白瓷大多出现在盛唐时期,晚唐仍有少量发现,与大盈库设置时间相符。从目前情况分析,定窑“官”、“新官”与邢窑“盈”字款类贡瓷似乎存在一种承启关系。由于此时定窑的精致已经超越了邢窑,因此入奉宫廷的贡瓷由邢转定。而定窑之所以不沿用“盈”字款,是因为“盈”字款白瓷可理解成官窑,入皇帝私库。而“官”、“新官”款白瓷只作为普通上贡,御捡后还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缘故。

    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时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唐五代南北方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现今看来,大部分应属于定窑产品,甚至有学者说均为定窑产品,也极有这种可能。

 

    二.“官”“新官”字款含义

 传统意义的“官窑”是皇家自置自办直接管理专为宫廷服务的作坊,和“贡瓷”有本质区别。贡瓷是地方政府由下而上进贡的瓷器,即可作为土贡进献宫廷,也可作为高档产品参与社会流通,所以作为土贡的“官”、“新官”款白瓷,其瓷质甚至不比订烧的如“会稽”、“乔位”、“东宫”、“定州公用”等精致。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并不是传统意义供皇室专用的“官窑”产品,尤其出现在晚唐时期,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对其含义及出处,专家学者说法不一。有学者说官是“太官署”的简称,“太官署”自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沿用此部门,掌管宫中膳食之事,是该部门在各窑场定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其他窑口的瓷器也曾出现过诸如“官”、“新官”款之类的铭文。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虽说刻划纹饰及式样很多,但有几大特点可寻:

    1、制作精良,无论胎质、釉色、纹饰都是同时期定窑白瓷的上品。

    2、款式虽多但不复杂,同款式大小略有出入,但差异不大。所有款式均典雅端庄,颇有官府稳重大方之气。

    3,皇陵、塔基及一般贫民墓葬均有出土,甚至远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有出现,说明并不为皇家所垄断、官府之专用,御捡后甚至能参与市场商品的流通。

    4,数量巨大,仅定州这些年出土的“官”、“新官”款残片就有千余片之多,我一年就买了近百片。从庞大的出土数量,也说明此乃“官样”之意。即可作为贡品,也可作为官府用瓷,亦可用于高档商品参与社会流通。

    5,个别“官”、“新官”款产品质量粗劣,说明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而为之。同时也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图样的押记,管理并不严格,这也与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此类产品类似今日景德镇生产的“人民大会堂专用瓷”在市场上泛滥一样的道理。

    综上所述:“官”、“新官”款瓷器表明是官府定烧之器,非传统意义的官窑,只是“来样加工”具有精确的图样。.“新官”则表示是新款官样瓷,是继“官”字后的又一批图样,也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方式。刻在瓷器上的“官”、“新官”款无非是此类产品的“押记”,为区分、界定之用。

  

    三、官与新官的区别

    “官”、“新官”款白瓷从一出现,胎质细腻精致、釉层均匀柔和滋润、瓷化度高、器型规整稳重大方、部分胎体轻薄具良好透光性,均是当时之佳品。但“官”、“新官”款白瓷从整体来看还是有所区别,当把近百片“官”、“新官”款白瓷标本一起对比时,可发现“新官”大多釉色白中泛青或为极其温润、纯净的白色,显得更为精致、细腻、庄重。可见是在“官”字款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结果,所以“新官”应是晚于“官”出现的一批图样,这也符合当时行文的方式。

    从水邱氏夫妻墓入葬时间及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数目比例及器型上,也可以说明“新官”是继“官”后出现的图样,但其前后时间上差距并不大。虽说“新官”较“官”字出土的标本数量少,但“新官”似乎不是一批图样,甚至前后几次图样。在书写方式上,“官”字款千差万别可谓龙飞凤舞,极尽洒脱飘逸,但不乏书写功底。“新官”的书写则规整、拘谨,少有草书之意,虽说跨越时代较长,但似一人之写。曾与妻子笑谈:“新官”图样中也许规定了“新官”的写法。

 

    四、消亡的历史原因

    “官”、“新官”款白瓷出现应在晚唐经五代至北宋早期,从大量出土实物及遗址残片也符合此阶段定窑的所有特征。定窑遗址出土的“官”、“新官”残片,均在北镇,涧磁村,燕川村则未发现。器型以仿金银器为主,碗盘居多,此外有少量净瓶、瓶、罐、洗、壶、注壶、碟、盖罐、把杯、杯、盒、盏托、枕等。大多素面无纹饰,但也部分存在外刻莲瓣,内刻花卉、动物及里外均有刻划等等。

    宋中晚期及金代在城市堆积层确有出现“官”、“新官”款白瓷残片,同期遗址堆积层则少见,但均无规整大方稳重之气,且胎质疏松,颜色发黄,质量极差,且有书写“双官”者(此处非指定州双官枕),应不属于此前“官”、“新官”款白瓷器物的延续,分析认为应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及窑工随性而作。至于“官”、“新官”款白瓷与崇宁三年后出现的“尚食局”、“药局”等铭文瓷器,由于时间上有很大断层,风格差异很大,应无承启关系。

 

    有学者说:“自汉代至北宋晚期,承袭了“太官署”掌管御膳之事,因而以其名义到各窑场定烧瓷器,所以“官”、“新官”款白瓷应延至北宋后期。”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器物,是有图样的官用标准器,在定窑其消亡的原因,是与定窑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转变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新官”款白瓷器物造型,在宋早期已不符合宫室甚至平民的审美情趣,定窑大量精美颜色釉及刻印花白瓷成为人们欣赏,及宫室选择的对象,因而导致“官”、“新官”款器型的白瓷在定窑消失,铭文亦随之消亡。同时也再次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器物图样的标记。

    目前有明确纪年最晚出土“官”字墓葬为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此外,内蒙古赤峰宋神宗时期辽墓出土四件“官”款三角形白瓷碟等。定州两塔基出土的“官”字款器物,应属北宋早期;上海博物馆一件“五瓣海棠花口官字款”折腰小碟,从器型分析,有学者定在北宋早期,稍牵强了些。总之,“官”、“新官”款白瓷器物,大多具五代、宋早期特征,如直立圈足,内部刻划纹饰等,最晚为北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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