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宋官窑即汝窑的一点看法

对北宋官窑即汝窑的一点看法

     南宋文人叶在其《坦斋笔衡》一书中说：“大观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稍晚于叶的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也记载道：“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两位作者作为当时的见证人，虽对北宋官窑创世时间的记录略有差异，但在共同确认北宋官窑的切实存在方面是毫不含糊的，且人书俱老，向被后人征信，是人所公认的。此外，叶《坦斋笔衡》还道：“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据此，宋代官窑的传承脉络已然清晰可见，并未曾间断，修内司官窑窑口更是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袭故京遗制”一语，更是无容置疑地证明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实和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因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泛滥改道，如今的开封城下已埋没了七层城池，官窑窑址在洪灾之下，也早已为泥沙掩埋，渺无踪迹，至使考古工作者在开封始终没能找到烧制精致青瓷的窑址。基于这种状况，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有关窑址的争论，少数一些人竟以未见窑址难以界定为由，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或认为汝窑即是北宋官窑。持此观点的，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先生为代表。李先生乃著名学者冯先铭先生的高足，也是当今学术界深有影响的陶瓷学大家，但李先生一反乃师冯先铭先生肯定北宋官窑的观点，多次著文论述不见窑址的北宋官窑根本就不存在，官窑就是汝窑，且理直气壮、言之凿凿。李先生这番高论一经鸣放天下，也直让一些汝窑的大师工匠及政府官员们欣喜不已，如获至宝。其地方主义的为己私利心理作祟，汝瓷专家和业主们自然对李先生大加追捧，似乎有李先生树旗，自古以来所有对北宋官窑窑址的考证和记载全是痴人说梦的废话，汝窑仿佛真的就如李先生所论是北宋官窑一样，那种突然发现新大陆的自豪感，可谓牛气冲天，被表现的生灵活现，汝窑即北宋官窑的研讨会和论坛也相继在汝州搞了起来,并纠集一些与会者以自己的主观偏见来封杀学术界主流观点，武断地将北宋汴京官窑逐出宋代五大名瓷之列，其自以为聪明地随意歪曲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跳梁行径实令人哭笑不得。然笔者却一向认为，从考据学的角度上说，以搜寻窑口来作为判断瓷种存在与否的依据，一如按图索骥，貌似一种严谨的学风，实乃是一种愚昧的形而上学，令人发笑，其不独是一种僵硬的伪科学，将研究者冠冕堂皇地引入一条狭隘的死胡同，且甚有碍学术的发扬和发展。这就如俗话讥讽的“没见过猪走就等于没吃过猪肉”之理论一样荒诞。试想，北宋皇宫至今也仍未发掘出来，如按李氏定律，既然找不到北宋皇宫的遗址，那么北宋都城也不在开封，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至于关于北宋王朝曾经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及考证，因无具体的实物印证，李氏也完全可视如废纸，一语否定，如认定汝窑即北宋官窑一样，也可说北宋都城在汝州。当然，我们还可以以此令人叫绝的逻辑去类推，来得出更惊世的学术结论：因为发现了杜甫的墓，找不到李白的墓，那么也可以轻松否定李白的存在而说杜甫就是李白？！等等等等。对于这样的学术经验，虽笔者才疏学浅，但在仰望之余，却实不敢恭维。何况，如今以标新立异来吸引人们眼球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证推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者、活字印刷术不是毕升发明的，以及李时珍不是医学大师等等高论比比皆是，故回过头来再看李先生关于北宋官窑就是汝窑之说，笔者已见惯不惊，不以为然。无论如何，笔者还没有视前贤所论如废话的水平和胆识，只有静观其变。

     然而，促使笔者不得不发言说几句的是，李先生否定北宋官窑的高深理论今天已愈演愈烈，不再是学术上的争鸣，已被活灵活现地应用于实际当中，令人大开眼界。2008年5月23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第三界亚洲艺术古董展”上，汝窑专家朱文立大师，将其汝窑展柜特别标明为“北宋官瓷”，并出示自己制作钤印的收藏证书，强调自己展柜的作品乃正宗的北宋官瓷，其汝瓷展品倒毫无什么证书和文字说明。其印制的个人画册也专门介绍道：“朱文立先生自1987年4月研制成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且“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之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按朱文立大师的介绍，如若果真如此，我个人认为，别的不论，仅其能发现和揭开北宋官窑悬疑千古的窑址谜团这一条，就足以是惊世之举，功莫大焉，更无须遑论什么填补空白之类云云。说到这里，笔者须申明的是，朱文立大师向为笔者所敬重的艺术家，且还有过一团参访日本等多次共赴展会的行谊，此番行文，乃展会上交流的回顾，纯属个人的学术理解和观点，完全出于对艺术的敬畏，与学术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毫无关系。

     首先，笔者对朱文立大师发现北宋官窑窑址一说持有异议。笔者始终认为，由官府直接营建，专烧宫廷用瓷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北宋官窑，历史文献记载的清清楚楚，其窑址就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未有过在汝州设置北宋官窑只言片语的记述，这也是历代学者公认的客观事实。朱文立大师能在汝州发现北宋官窑的窑址，与笔者而言，一如在黄河边发现南宋官窑遗址一般，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因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的作者叶与顾文荐都是南宋时人，距北宋并不遥远，其对北宋往事的回忆实录，算得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非后人追记。故笔者实在无法相信，两位作者会共同愚笨到连“汝州”和“京师”这两个地域概念完全不同的地名都分不清的地步，先后在记载历史事件的文献中，会把相距遥远的“汝州”和“京师”两地混为一谈，都当成一个地方？这实在是于理不通。如果朝廷确实是在“汝州”设置北宋官窑窑口，笔者相信，以这两位文人的智商和学问，肯定不会都去做睁眼说瞎话的傻瓜，异口同声把“汝州”当成“京师”。一个错了还有得一争，若强词夺理认为两人都说错了，笔者只能说当今的专家学者太聪明智慧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竟然能神游宋朝，越千年去发现南宋两位文人当时前仆后继对北宋官窑的记述均是胡说八道之辞，是故意记错了地点，这样的结论是否也太过玄乎了吧？而对这一无视历史文献、缺乏事实佐证，非把“京师”当“汝州”的千年以后的妄断臆测，笔者除了对其极富发明创造的想象力深感佩服，但在学术上，笔者还是认为，大胆的假设无妨，可必须要相辅以精心的求证，意气用事去标新立异，除了有作秀之嫌，终究难让人信服，这也不应该是做学问的品格。

     在张公巷瓷窑遗址的发掘方面，关于汝州发现张公巷瓷窑遗址即是北宋官窑遗址之说也牵强之极，不乏好大喜功之嫌。据有关资料显示，该窑址2000――2004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与汝窑青瓷类似且可复原的青瓷残片，这些多达百余件可复原的瓷器，基本上都是使用支钉支烧的满釉青瓷，其特点与汝窑极为近似，与北宋官窑足不沾釉的垫烧工艺大相径庭。此外，所出土的瓷片胎体较薄，胎色均呈灰白色，较清凉寺汝窑的香灰色更白，与北宋官窑胎体较厚含铁量极高的黑褐色“铁足”相距更遥。再一点，所出土的瓷片釉色为淡天青色，玻璃质感很强，开片细碎，深具汝窑天青釉、鱼子纹、蝉衣片的特色，与北宋官窑如缎似玉、质呈亚光的粉青、炒米黄、月下白釉质以及器表龟背大开片、鳝血纹等典型特征毫不相及。还有，出土的匣钵中有近一半在外壁涂有耐火泥土，这种现象与清凉寺汝窑御用瓷烧制区出土的匣钵完全一样。至为重要的是，在出土的全部瓷片中，没能找到一片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宋官窑传世瓷器特征完全相同的碎片。基于这种客观事实，笔者相信，只要稍有一点学术理智，敢于尊重出土的实物资料，那么，对张公巷瓷窑遗址就是北宋官窑遗址之说都会产生疑问，故仅以张公巷瓷窑遗址与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瓷片稍有差别，一厢情愿的来认定张公巷瓷窑遗址非汝窑遗址而是北宋官窑遗址，实在是没有根据，又怎能让人心悦诚服？

      至于作品，此次朱文立大师在展会上展出的附带自制钤印证书的“正宗北宋官窑作品”，器形一为竹节瓶，一为汝瓷的代表器形盘口瓶，均灰白胎，釉色为微带黄色的豆青色，琉璃质光，开片细密，可谓汝瓷典型的鱼子纹和蝉衣片，加上满釉支钉烧制，如若不专门标明为“北宋官窑”作品，绝对会让人误解为汝瓷作品，起码笔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在笔者的记忆中，北宋官瓷是为宋徽宗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创制的青瓷巅峰之作，器形非常讲究，多仿三代青铜器和玉器，古朴典雅，极富皇宫国器的色彩和气韵，根本未听闻过什么盘口瓶器形的北宋官瓷；另一方面，北宋官瓷的釉色润美如玉，纹片龟背鳝血，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素有“紫口铁足”之誉，而朱文立大师的展品，无论是釉色还是开片，绝无这些北宋官瓷的特征，倒是充盈着汝瓷纹片的美妙光辉。因此，在笔者对朱文立大师不辞辛劳研制汝瓷并历十余年心血寻找汝官窑遗址的艺术风范充满敬意的同时，对其对北宋官窑固执的理解也无法认同和接受。北宋官瓷绝不是汝瓷，二者各有千秋，均不乏光彩照人的神韵，尤其是汝瓷，在宋代既有“近尤难得”（南宋周辉《清波杂志》）的赞叹，贵如珍宝。然无视北宋官瓷的基本特征，非要把汝瓷作官瓷，这也真如说五彩钧瓷是汝瓷一样，无法让人去理喻。朱文立大师告诉笔者，因为张公巷“北宋官窑”的作品就是如此，根本没有“紫口铁足”、龟背鳝血纹，所以他才这样仿制。大师还说，正因为张公巷瓷窑遗址的发现且被国内外专家教授公认为北宋官窑遗址，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正宗的北宋官瓷。至于都有那些国内外专家教授公认，大师不无自豪地说，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什么斯基或什么尼克，日本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小野什么郎、横路什么二以及什么渡边等等，或发表论文或编辑学术著作，均确认张公巷即北宋官窑窑址，国内的专家学者更多，枚不胜数。笔者孤陋寡闻，听有这么多大腕不顾史实和窑口特征去力挺，反倒突然觉得，专家教授一下子变成了撰家叫兽，再看看朱文立大师的“北宋官瓷”作品，笔者终于明悟过来，与其说撰家叫兽力挺的是汝州“北宋官瓷”，不如说力挺的是新一代汝瓷更为恰当，毫无北宋官瓷特征的瓷器怎么能是北宋官瓷呢？

       说实在的，笔者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去做北宋官瓷之争，从“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到南宋“中兴渡江”在新设都城临安“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再到后来于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另外设立的“郊坛下官窑”，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早为绝大多数陶瓷研究者所认可，且已是无容置疑的事实。纵然北宋官窑的窑址还未被发现，但有文献史籍记载，又有南宋两处官窑考古发掘的印证，何用大费口舌去争什么汝窑即北宋官窑以及有无北宋官窑等如此弱智的问题？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说的好：“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无视北宋官窑存在者，其根本原因《陶雅》已一语破的，主要是“绝不经见、罕能识之”，而这也正是北宋官窑以及北宋官窑研究者至高的荣耀。至于李辉柄先生还提出开封附近没有制瓷原料，因此“京师”不可能设置官窑，岂不知，生性好玩的宋徽宗既然能将江南的花木竹石（即所谓的“花石纲”）运到汴京（开封）建成艮岳之山，运点区区的制瓷原料又何足道哉？况且，开封地方史志也有汴东阳翟（今陈留一带）产瓷土的记载，而以开封没有制瓷原料来否定北宋官瓷的存在，李先生也太过于自负了吧？最后，笔者再赘言的一句是，北宋官瓷究竟如何？我们不妨看看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释解是怎么说的吧：“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红 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纹片细如蟹爪，以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传世有盆、尊、壶、炉、花浇人面杯、水注、笔筒、臂搁、瓷印、印泥盒等物品。南渡后有邵成章提举修内司造瓷器，称内窑，又号邵局，通称南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皆袭汴京遗制。釉色微带粉红，浓淡不一。其后又在郊坛下立新窑，窑址在杭州乌龟山西麓，质量不如旧窑精好。”两宋官窑，诠释的如此明白和清晰！还用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