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内乡窑完整瓷器，该院研究员杨爱玲研究断定，这批青瓷为金代器物。 1992年的麦收时节，淅川县老县城西门外丹江古河道水位变浅，当地一群农民在水中洗澡，一个人突然感到，脚被一个东西硌了一下，他钻入水中，伸手从流沙中抄起一件东西，拿出水面一看，是一个青釉瓷盘，完完整整，盘内外都是青绿釉，釉质光洁闪亮，闪耀着神秘的幽光。 众人惊呼，纷纷钻入水中去摸，五六个人都摸到了青瓷器，有碗有盘有碟，还有瓷洗，等等。在这片狭小的水域内，他们发现，河底沙中淤埋着成摞的瓷器。 大家把青瓷器物拿回家中，淅川县文化局干部李玉山等人得知消息，很快征集到了这批瓷器，共计70余件。他们又到农民指定的水域查看，并试图打捞。“水浪太大沙子淤埋严重，没啥收获。”李玉山道。 1996年，河南省文物局下属华源文物公司征集到这批器物，时任河南博物院保管部主任赵新来、副主任杨爱玲见到后，想交换。杨爱玲说：“又完整又漂亮，真是眼前一亮，它们又能展出又有艺术和历史价值。我们就想用一批民国仿钧窑彩瓷交换，民国瓷博物院很多，外国人又认，文物公司交换走也会很好卖。” 交换达成，杨爱玲很高兴地说：“总共77件，博物院在此之前从没有一次性收过这么多青瓷，柜子里占了满满四格。” 对这批青瓷，杨爱玲开始悉心研读，她最初认定是北宋晚期，后来认定为金代。至于窑口，她认为是内乡窑(即邓窑)所出。她在学术期刊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2005年，故宫博物院陶瓷大家耿宝昌先生到河南来，杨爱玲和耿先生很熟，就请耿先生看这批青瓷，“耿先生很高兴，说很好很好。然后每一样拿几件，慢慢地看。耿先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是内乡窑所出。”杨爱玲告诉记者。 看着这批瓷器，杨爱玲疑惑，它们怎么会埋于丹江古河道里呢？
逆水西安顺流汉口 “瓷器的来历，华源文物公司只知道是淅川窖藏，详细情况不了解。后来我见到李玉山，他告知东西是农民从水里捞出的。他还讲，农民当时还捞出一枚铁质斧头和一件铁炉箅。”杨爱玲道。 杨爱玲分析：“窖藏一般埋藏较浅，人们挖河道时会挖到。只有沉船物品才可能淤埋得那么深。据《淅川县简志》记载，淅川县老城西门外临丹江古河道，原为古代码头，码头为南北商船聚会之地。发现器物时盘碗都是成摞在淤沙中埋着，并且有很多，因此推测瓷器为沉船所出。铁斧头和铁炉箅的发现很重要，铁斧头可能是航行时砍缆绳所用。铁炉箅证明了人们远航中如何解决生活问题。它们再度佐证沉船的可能性。” 杨爱玲在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瓷器卷》时，仍然沿用“沉船瓷器”的说法，坚持认为“推测为古代沉船之物很可信”。 如果是沉船，淅川县文化局是否还留存别的遗物呢？ “没啥东西。斧头和铁炉箅农民后来又扔到江里去了，我们也没能找到。”李玉山告诉记者。 那么，淅川是否曾发现别的沉船遗物呢？李玉山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沉船遗物”一向是激动人心的话题。专家认为仅南中国海就有数千艘沉船，英国人迈克尔・哈彻1985年在南中国海打捞出一艘1752年沉没的商船，装有25万件中国古瓷和金银物品，文物最终交易额高达2000万美元。 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和英国一家公司在台山川山群岛外发现一艘沉船，沉船遗物包括宋元时期200多件瓷器，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外销陶瓷具有重要意义。 如不毁损沉没，这艘船会开往何处？“可能是逆水而上，往西安方向运送的。也可能是顺流而下，到汉口去的。”杨爱玲分析说。虽然可能存在的沉船痕迹无存，但古时丹江航运的繁荣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丹江发源于商洛山，为汉水最长的支流，先注入汉水，再汇入长江，是历史上我国南北大通道之一。自丹江及其支流逆水而上可达秦川，顺流而下可抵荆襄达武汉再到吴地，淅川因此成为连接东南与西北诸省的重要商业通道，淅川荆紫关也因此成为豫鄂陕三省交界的商业重镇。战国时期，丹江就已开始通航。到了唐代，成为东南江汉平原一带唯一沟通京城长安的水上通道。明清时期，丹江水运达到高峰。明清时期，淅川荆紫关作为丹江上的大码头，每天来往船只三四百艘，载重两三千公斤的大船在河道中航行自如。来自东南沿海的日用品和秦岭、伏牛山的土特产，在此装卸并转运到豫陕鄂等地。丹江水运量大价廉，商人们往往会选它进行大宗货品长途贩运。瓷器又是易碎品，水运较为合适。来自河南内乡窑的这批瓷器沿丹江水运，向上可至西安，再经由西安运往西北各地。或者向下运往汉口，都是一路畅行。 再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内乡县与淅川县为邻，内乡窑窑址距淅川丹江古码头很近，利用丹江水运，运输便利。 “出水青瓷”绿如麦苗 内乡窑迄今未进行正式“文物发掘”，杨爱玲感叹：“它面貌不清楚，如同雾里看花。”因此，真正来自窑址无争议的完整器物为数极少，这批有定评的器物就显得弥足珍贵。杨爱玲曾两度写论文，解读这批器物。因为对其看重，她在《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瓷器卷》里收录了其中四件器物的图片，并作了详细介绍。 时隔多年，已退休的杨爱玲对这批瓷器记忆犹新：“与临汝窑、新安窑、宜阳窑、宝丰窑青瓷有所不同，它的青更深一些，不像临汝窑的橄榄绿，也不像宝丰清凉寺窑的葱绿色，是一种独特的麦苗绿，它的青黄釉比其他窑的青黄釉也略显深，偏褐青色。” 这批瓷器共77件，76件为内乡窑所出青釉瓷器，其中碗42件、盘26件、碟6件、洗2件，由于长期淤埋于水底沙中，大部分器物保存完好，只有个别器物打捞时不慎残破裂纹。 杨爱玲首先要确定瓷器年代问题，她发现这批瓷器与耀州窑金代同类器物相比，器形极为相似，都是敛口、深腹小圈足，足内有脐，碗壁有一定弧度，内外施深青绿釉不过底，釉层较厚，釉的流动性不大。她首先断定瓷器窑口应出自耀州窑系，断代应为金代瓷。 她还发现，这批器物和金代临汝窑、钧窑瓷器造型和施釉方法一样，但有釉色和胎质胎色差异。如果不是出自金代临汝窑和钧窑，它们又该是哪个窑口的呢？ 杨爱玲比对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集的内乡窑金代瓷器碎片，发现这批完整器和那些碎瓷片，造型釉色、胎质胎色、工艺特征极为相似。杨爱玲断定这批青瓷为金代内乡窑瓷器。 内乡窑自唐末开始烧造，宋代是其鼎盛期，那么金代内乡窑是否开始走下坡路了呢？ 杨爱玲细考这批瓷器，肯定地讲：“金代内乡窑仍处于烧瓷高峰。” 这批瓷器中大盘、大碗器形颇多，这些器形造型规整、釉质润泽光亮，大碗一般口径在20厘米左右，碗腹比较深，但圈足较小，这是宋元北方常见碗的造型特征，这批器物应该都是日用器，但做得一丝不苟，整体造型线条圆润流畅，连“挖足”等细节都做得很干净。 宋金时期，内乡窑以印花青瓷为主，“沉船瓷器”中有多件为印花青瓷，十分漂亮。只有一件青釉瓷盘既印又刻，“盘内壁刻菊瓣纹，线条生动犀利。内底印缠枝花卉，严谨规整。很有艺术价值。”杨爱玲道。 宋代青瓷极辉煌，到了金代，河南各窑口虽然还烧青瓷，专家们多以为不及宋，很少提及。各类文物书籍评述内乡窑时也多持此说。但在杨爱玲看来，这批金代瓷器，“釉色除个别器物因水浸微微泛白外，大多数器物青绿如碧玉，尤其是20多件大、中碗和大小不一的瓷盘，施釉较厚，釉质尤显晶莹润泽，光亮可鉴”。 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认为，过去研究者对金瓷不做研究，不说金瓷，只说宋瓷。把很多北方金代瓷器都叫宋瓷。历代文人在正统思想支配下，往往夸大战争的破坏程度，认为宋室南迁，金代把北方所有重要窑口都破坏了，不再生产了，凡好玩意儿都是北宋的，把金抹杀了。马未都先生说：“实情并非如此，金代也有一百多年，也需要养息，需要生活，北方民间多个重要窑口在金代都有优良瓷器存世。”杨爱玲先生的厘定，还了金邓瓷本来面目，给了它应有尊重，也再度印证了马未都的看法。 这批有着“麦苗绿”釉色的“出水”青瓷，其所出窑口，现实和历史风貌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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